刘晓波:为王小波去世十周年而作

刘晓波:为王小波去世十周年而作改革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两位以幽默立足的作家,一位是王朔,一位是王小波。前者的幽默是灰色的,以调侃为基调,是对一切假正经的亵渎,后者的幽默是黑色的,以反讽为基调,是对政治禁忌的叛逆。在审美上,王朔以口语见长,王小波以叙述见长,分别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学语言;在价值观上,二者都是对独裁意识形态具有的颠覆。如果说,王朔的创作具有罕见的颠覆性甚至破坏性,那么,王小波的创作在颠覆的同时,还具有正面的建设性,那就是他对地道自由主义的审美表达。

按照现在的时髦称呼,王小波属于“海归”一族,但他归国后的生活形迹和文学创作,却看不到一丝爱国的“赤子心”。恰恰相反,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表达着对自由的激情,对自己的清醒定位,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对独裁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批判。不是那种以救国就民为目标的宏大自由叙事,而是个人本位的自由常识。正如他在《个人尊严》中所说: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的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

在王小波的所有文字中,我最喜欢他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荒谬时代的荒谬青春,非人环境下的人性不死,政治禁忌和偷情高潮的奇妙混合,本能的反抗、理性的清醒和激情的无奈,虚无的黑色的诗意,如同“恶之花”。

小说中最为精彩的章节是对主人公的知青生活的描述。上山下乡使一代青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在物资和精神的双重的贫困中,唯有青春的本能宣泄,才能为生活带来些许的意义。为了抓住这点可怜的意义,青春不惜去冒险。毛泽东让知青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得到了却是一种最现实的性启蒙——本能的朴素的甚至粗俗的启蒙,酣畅的风险的启蒙,充满偷吃禁果的刺激。

毛泽东时代,除了极权者的个人生活不受政治禁忌的束缚之外,其他人的生活都在政治恐怖的笼罩之下。换言之,对于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来说,一切都是政治,衣食住行都是政治,男欢女爱更是政治。但是,无论多么政治化的社会,也无论政治恐怖多么无孔不入,也无发彻底泯灭人性本能。所以,曾经连男女生拉手都不太敢的城市中学生,在变成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知青之后,兵团和集体户的特殊环境,突然拉近了青年男女之间的距离,贫困的物质生活需要点浪漫来调剂,乏味的精神生活需要用男欢女爱来填充,即便是心怀罪恶感,也要偷吃禁果。于是,“广阔天地”中的“大有作为”,被描述为“大有‘性’为”。农村那空旷的无人田野,为城市中倍受性压抑的一代青年提供了偷情私通的性欲飞地。

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小资情调的恋爱,是必须清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偷情就更是大逆不道,特别是“私通”中的女人,都要被扣上一顶极具诬蔑性的帽子——“破鞋”。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穿着旗袍周游各国;文革中,她的美丽变成“罪行”,满天飞的大字报中,少不了“破鞋”的蔑称;批斗大会上,红卫兵真的把一双破鞋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

在王小波笔下,男主人公王二与女主人公陈清扬的田野交媾的前奏,是两人讨论“破鞋”问题: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破鞋”,她本人坚决否定。而王二就喜欢“破鞋”,偏要与“破鞋”偷情。的确,女主人公以前不是“破鞋”,但在王二的性攻击下真的变成了“破鞋”。政治禁忌和道德歧视的双重风险,恰好带来偷吃禁果的惊险和刺激。尽管,性交时的紧张如同受惊吓的脱兔,但偷情时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射精后的“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

十年前,我还在狱中,从妻子的信中读到王小波的死和妻子的悼亡诗,马上想起与王小波的交往,放松、自然、开心,每次都能得到智慧的愉悦。如今,睿智的朋友被死神夺走,不免心痛落泪。

也许,狱中的孤独,让心灵变得过分敏感——特别是对朋友和亲人的不幸。当天晚上,我写下了悼亡诗,抄录如下,是为怀念。

悼王小波——给为王小波写诗的霞

2007年4月11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独立中文笔会】2007.04.11
【刘晓波文选】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