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我到静宜大学演讲,遇到几个大陆来的交换生“呛声”。事情经过媒体已经报导,不再赘述。不过有几点感想还是不吐不快,希望能与这些学生交流。

你们生长的环境与我们走过的1980年代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的观点分歧这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很欢迎来自大陆同学的挑战,毕竟有交流才能促进思考。我当然知道大部分同学心里是明辨是非的,但是对于那些不能接受我的意见的同学,我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希望你们能有雅量认真思考。如果说当面的交流容易激起火花的话,我希望在书面的交流中你们能够冷静一点,认真想一想我提出的问题。

问题一:我知道你们对于二十年前政府镇压学生的问题心存疑问,总是希望能够为政府的暴行找到辩护的理由,比如有利于稳定和经济发展啦,比如是激进的学生导致僵局啦等等。我只问一个问题:如果当局真的觉得自己当年的行为是正确的,为什么二十年来不许在国内提起这件事?按理说,做了正确的事情应当纪念与表扬啊,可是当局不仅自己不表扬自己,连别人提到都不可以?孰是孰非不是很清楚吗?只有做了错事,犯下了罪行的人,才不愿意提到过去的事情吧?不是吗?对于二十年前在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全世界都可以讨论,只有在中国不可以。做为一个国人,你不觉得连知情权都没有是很可悲的事情吗?

问题二:我知道你们认同在中共当局推进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社会不公正的事情,但是你们觉得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你们说:“西方以前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固然也出现今天中国出现的事情,但是来自其他社会领域的制衡并未被压制,比如言论的批判,比如政治改革的压力等等。事实上,马克思就是因为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才写出《资本论》。而今天的中国政府,只允许资本原始积累,却不允许对这种积累的批判。马克思如果活在今天的中国,去写什么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他还能继续坐在图书馆里写书了吧?这与西方有什么可比性呢?

问题三:我知道你们认为不管怎样,中共是在进步之中,应当肯定他们的成绩。我想你们都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那时候的社会开放,言论自由,都远远超过今天,相对来说,发生的是政治领域的退步。你们也都看到刘晓波的案件了吧?仅仅坐在家里写一些批评时局的文章,就被认为“罪行重大”,然后重判十一年。请你们想想,这是进步吗?刘晓波在家里写文章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大局吗?有什么道理要如此重判?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吗?面对刘晓波案,你们还能说得出“中共在人权领域是有进步的”这种话吗?

我不期待你们接受我的观点,但是我很期待你们的是:不要不经过认真思考,就直接接受中共当局的说词。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能学会用一个独立的立场,认真思考以上的问题。而不要一股脑认为这些言论就是“有损中国形象”,于是就愤怒起来。多年以后,你们也会长大,我希望那时候回顾今天,你们能够无愧于心。这是我做为一个大哥哥,一个学长对你们的善意期待。●

【自由时报】200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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