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我到静宜大学演讲，遇到几个大陆来的交换生“呛声”。事情经过媒体已经报导，不再赘述。不过有几点感想还是不吐不快，希望能与这些学生交流。
你们生长的环境与我们走过的1980年代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的观点分歧这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很欢迎来自大陆同学的挑战，毕竟有交流才能促进思考。我当然知道大部分同学心里是明辨是非的，但是对于那些不能接受我的意见的同学，我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希望你们能有雅量认真思考。如果说当面的交流容易激起火花的话，我希望在书面的交流中你们能够冷静一点，认真想一想我提出的问题。
问题一：我知道你们对于二十年前政府镇压学生的问题心存疑问，总是希望能够为政府的暴行找到辩护的理由，比如有利于稳定和经济发展啦，比如是激进的学生导致僵局啦等等。我只问一个问题：如果当局真的觉得自己当年的行为是正确的，为什么二十年来不许在国内提起这件事？按理说，做了正确的事情应当纪念与表扬啊，可是当局不仅自己不表扬自己，连别人提到都不可以？孰是孰非不是很清楚吗？只有做了错事，犯下了罪行的人，才不愿意提到过去的事情吧？不是吗？对于二十年前在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全世界都可以讨论，只有在中国不可以。做为一个国人，你不觉得连知情权都没有是很可悲的事情吗？
问题二：我知道你们认同在中共当局推进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社会不公正的事情，但是你们觉得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你们说：“西方以前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固然也出现今天中国出现的事情，但是来自其他社会领域的制衡并未被压制，比如言论的批判，比如政治改革的压力等等。事实上，马克思就是因为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才写出《资本论》。而今天的中国政府，只允许资本原始积累，却不允许对这种积累的批判。马克思如果活在今天的中国，去写什么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他还能继续坐在图书馆里写书了吧？这与西方有什么可比性呢？
问题三：我知道你们认为不管怎样，中共是在进步之中，应当肯定他们的成绩。我想你们都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那时候的社会开放，言论自由，都远远超过今天，相对来说，发生的是政治领域的退步。你们也都看到刘晓波的案件了吧？仅仅坐在家里写一些批评时局的文章，就被认为“罪行重大”，然后重判十一年。请你们想想，这是进步吗？刘晓波在家里写文章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大局吗？有什么道理要如此重判？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吗？面对刘晓波案，你们还能说得出“中共在人权领域是有进步的”这种话吗？
我不期待你们接受我的观点，但是我很期待你们的是：不要不经过认真思考，就直接接受中共当局的说词。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能学会用一个独立的立场，认真思考以上的问题。而不要一股脑认为这些言论就是“有损中国形象”，于是就愤怒起来。多年以后，你们也会长大，我希望那时候回顾今天，你们能够无愧于心。这是我做为一个大哥哥，一个学长对你们的善意期待。●
【自由时报】200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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