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
最近，看到钱理群教授的《说话的底线》一文，也读到了几篇相关讨论，赞成者多而置疑者少。钱文提出知识人说话的三条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这三条做人底线，从说真话的立场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为说假话辩护。而我以为，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面对暴政压迫时的沉默和说假话，即便出于不得已，即便怀有良知未泯的不安，也决不是做人的底线，而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和践踏。不同的只在于五十步笑百步：主动说假话和被动说假话，心安理得地说假话和良心不安地说假话，无论怎样都是说假话。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面对强权说假话，无论怎样辩解也脱不了出卖良知之嫌。这并不是道德上的双重标准，而是由知识分子的生存性质决定的。
知识分子不同于专业人士，因为他不仅具有专业知识，且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始终保持着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保持着对强权及其主流话语的警惕和批判。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大众，因为知识分子具有大众缺乏的知识资源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便利，特别在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名流或公众人物之后，甚至就具有了公共发言的权威。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发言并非窃窃私语或饭局上的闲聊，而是具有公共性的言论，足以影响社会舆论和大众信念。故而，当知识分子的发言超出本专业而涉足于公共领域之时，向社会、特别是向强权说真话，几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公共发言的全部意义。
我承认，钱教授的三条底线是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下的产物，传统帝制和现代极权之野蛮之严酷，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逼迫士大夫践踏做人的起码底线。读书人的脊梁被一次次打断，以至于落下终生的精神残疾，以至于做人的诚实这种起码的道德自律变成了险象环生的畏途，以至于心安理得地践踏做人底线成为普遍现象。于是，诚实——做人的诚实和言说的诚实——对于中国知识人来说，变成了道德高调或人性奢侈品。而为说假话辩护，反而是回归人性本身，成为做人的最后底线和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如此为说假话辩护，居然出自中国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之口，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由被动说谎到主动说谎
的确，在一党专制的环境中，暴政的肆虐是造成普遍的道德败坏的主要原因，但在承受暴政的一方，如果一味懦弱就无以坚守做人底线，为懦弱和自阉辩护更无以反抗暴政和维护公正。暴政的阴险强大和肆无忌惮，正是建立在人的良知一退再退的节节溃败之上。难道面对大屠杀的沉默，不是一种良心犯罪！难道刺刀下或利诱下的说假话，不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
诚实，作为公认的起码道德底线，早就为全人类普遍接受，而说谎肯定是不道德的。人在暴虐逼迫下的说谎，一开始大都是被动说谎，都会有良心不安，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主动说谎。但是，暴政在利用无孔不入的恐怖逼迫人们说出最初的假话之后，它鼓励人们继续说谎的手段就不仅仅是一味制造恐怖，更多的则是诱之以利，是恩威并重，是收买是恩赐。相应地，继续说谎者从暴政那里得到的，也就不仅仅是人身安全，还有丰厚的既得利益——稳定的职业、响亮的头衔和不薄的收入。因为，独裁者需要彻底杜绝真话而专门制造谎言，说真话将面临恐怖威胁，说假话则名利双收。久而久之，开始时出于恐惧的被动说谎者就变成了基于利益的主动说谎者。列宁时代的苏联，为了消灭“不合时宜的思想”，用恐怖逼迫高尔基以治病为由出国。斯大林为了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需要知识分子捧场，就以丰厚的名利许诺诱惑高尔基回国。斯大林还收买了许多西方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如罗曼？罗兰等名流。在当代中国，从斗争至上的毛泽东时代到利益至上的邓、江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说谎，便经历了始于恐怖而终于利诱的演变。相应地，被动说谎者变成了主动献媚者。
恐怖和利诱的效应
如果说，在极权的毛时代，不说假话还需要非凡的良知勇气，因为说真话就要付出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那幺，当对共产乌托邦的狂热盲信崩溃之后，在资本和独裁权力狼狈为奸的后极权时代，不说假话通常不必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也就并非太高的道德要求。然而，恰恰是在独裁的暴虐性残酷性相对弱化、统治效力逐渐降低的后极权时代，国人非但没有拿出说真话的勇气，反而相信谎言的力量，相信厚黑学的无所不能。于是，人们久经厚黑手法的磨练而练就了准确拿捏分寸的本领，知道此刻应该显得以诚相待而彼时必须谎话连篇，知道私下聊天和公开言说之间的明确界限及其利害关系，从而使外在的威逼利诱内化为卓有成效的自我监控。暴政的锁链，也由扼喉的钢丝变成穿魂的绒线，由割喉的利刃变成封嘴的糖衣，基于利益的权力与知识的结盟以及稳定共识，融洽得越发天衣无缝，管制者和被管制者皆活得如鱼得水。
假话制度化对人性的普遍伤害
暴政逼迫人们说假话，人们屈从于恐惧或利诱而说假话，怎幺可能没有危害！被逼无奈的说谎即便危害不到具体的人，但屈从于暴政的说谎恰恰是最大的危害：既强化着贻害无穷的独裁又导致残害人性的自戕。《人民日报》上的发言、中央电视台上的表态、民主党派的效忠座谈、执政党庆典上的集体献媚、政治学习会上的个人心得和对顶头上司的私下奉承……皆是空洞无物的作秀和说谎。这样的谎言并不针对具体的某人，也不会造成立杆见影的具体伤害。然而，这种集体说谎乃由分散个人的点滴谎言累积而成。正是这种不加害于具体个人的公开的普遍的说谎，使说假话得以习惯化制度化，造成了对社会对人性的无孔不入的普遍伤害——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细节的伤害。当这样的普遍伤害转换成人们习惯性的冷漠麻木和阿谀奉承之时，暴政造成的每一次具体伤害就得不到应有的谴责、反抗和报应。
几千年了，中国知识人一直在玩弄儒家的小聪明：“盛世则入，乱世则拂袖而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多聪明的处世之道，飞黄腾达时做救世主，穷愁潦倒时只求自保，无论躬逢盛世还是遭遇乱世，他们都占尽便宜而毫发无损！这种东方式的大智若愚与西方基督教的殉难情怀恰成鲜明对比：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牺牲来承担人类苦难，而在乱世之中逃避承担苦难的责任则被国人奉为圣贤。我以为，盛世并不缺你一个，哪怕你聪明绝顶且人格高尚；乱世却需要每个人勇于分担苦难的责任感，哪怕你仅仅做到不说谎。
容忍谎言就是强化暴政
国人当下的精神处境很有点黑色幽默式的怪诞：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大声呼唤社会诚信，另一方面又在暗自里普遍地践踏社会诚信。当靠谎言生存的策略被知识人身体力行之时，他们也许暂时逃过生活困扃或身陷囹圄甚至肉体毁灭的灾难，还能活得像个体面的有产阶级或讲究品味的精神白领。但是，整体的精神毁灭之灾难便在每个人的参与下不可避免地降临，知识人也就沦为没有人性尊严的精神乞丐，沦为出卖良知的知识掮客——放弃所有做人的底线，像俘虏高举双手一样地交出自己的灵魂。对于这种普遍的精神灾难，说谎者们的最通常的自我辩护是：“我要活着，要养家糊口，要过体面的日子，我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太强大。我也痛恨说谎却不得不说谎，我甚至就是近于绝望地说谎。”多幺无奈而诚恳的表白，多幺令人同情的处境，多幺合乎人性而又通情达理的说辞，难道这样的说谎者不值得原谅吗？不！不值得原谅！
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谎言，后极权时代的暴政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这样的独裁制度在要求人们自我作贱之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它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真心地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所以，暴政——无论是极权的还是后极权的——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对人性尊严的践踏，永远要进行威逼利诱以便让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正是我们的驯顺使暴政显得稳定强大，显得道貌岸然且有几分仁慈。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公共发言为职业的知识人，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拒绝说谎
是的，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弱点，都渴望安全而富裕的世俗幸福。世界性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制度进步和道德演进，其善待人性的标准也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走向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对世俗幸福的肯定。所以，我们不需要唱道德高调，不必具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牺牲精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我们多幺勇敢多幺高尚，不要求我们去坐牢、绝食、自焚，而仅仅要求我们在面对威逼利诱时不说谎，不把谎言当作基本的生存策略。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拒绝谎言，恰好是对靠谎言维持的暴政的最致命颠覆。比如，在六四大屠杀后的大清查中，如果一般的八九参与者说真话，并不会付出多幺惨重的个人代价（如失业或坐牢或家破人亡）。说真话者的比例不必大到90%，而只需50%甚至30%的人不出卖良心，不参与说谎，不写交代和检查，不做效忠表态，暴政就不可能支撑到今天。
即便如此，准备为诚实付出代价的人仍然可以抱有乐观的信心，仍然可以逐渐地拓展实话实说的领域。人，皆有从善之心，皆有对诚信的渴望，皆亲历了或耳闻了大屠杀的灭绝人性，皆看到共产极权大帝国的一夜坍塌，皆意识到一党独裁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日益腐烂……所有还珍惜人性尊严的良知尚存者，也许你无法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也难以拿出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信徒的殉道勇气，但是你起码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当年，索尔忍尼琴曾号召前苏联的民众拒绝说谎：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自己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在私人谈话和公共场合都不说谎；自己不说谎，不讲解，不炫耀，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如果自己不完全赞同统治者的思想或者文不切题的讲话，那幺就应该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意，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援引“领导”言论；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座谈、庆典、运动，只要这一切与自己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自己不完全赞同这些标语口号；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地把选票投给自己认为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不让自己赶着去参加强制性的颠倒黑白的讨论会；听到别人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阅和不零买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一句话，“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索尔忍尼琴如是说。
是的，“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如果每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道德底线，那幺你在捍卫了人的起码权利和履行了做人的基本责任的同时，也以不合作的行动为反抗暴政做出了贡献。自然地，你也就捍卫了人的尊严和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向强权说真话是知识人的责任
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靠谎言维系的独裁将变成风雨飘摇的孤岛而难以为继。
六四之后，中国知识界热衷于谈论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说，甚至直接提倡经济学或学术研究就应该“不讲道德”。然而，就是在韦伯提出“价值中立”的《学术作为职业》的演讲中，他还强调：学术中立，并不意味着放弃价值立场而“鼓吹一种无尊严的道德”。人的尊严在于抵抗邪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于每个人来说，“他必须在面对邪恶时做出终极抉择，不然你要承担让邪恶横行无阻的责任。”在中国，我们面对的正是普遍的邪恶；也正是对邪恶的普遍沉默乃至说假话，才导致了“让邪恶横行无阻”的道义真空。如果我们到现在仍然不敢抵抗邪恶，对邪恶的审判迟早要降临，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就必定要承担纵容邪恶的责任，不承担法律责任，起码也要承担良心犯罪的道义责任。
知识分子向强权说真话，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在知识上多幺渊博，自己的观点多幺正确，更不是为了一言兴邦或取得话语霸权，而仅仅是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和言论自由，为了防止强势者对弱势者的为所欲为，为了消除社会歧视，为了促成社会公正和道德品质的提升，为了多元化观点的平等竞争，为了带动全社会的拒绝谎言。换言之，向强权说真话，是作为公共人物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捍卫个人尊严、维护基本人权和社会公正——且义不容辞。
向强权说真话，请从知识分子始！
二○○二年七月五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2年7月号
【博讯】200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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