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黑色幽默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受尽了外辱，一个个靠船坚炮利强加于清廷的不平等条约，让昔日的万邦来朝的天下大国威严扫地，国人保持了几千年的君临天下的狂妄心态被彻底颠覆，不得不放下天下第一的身段与来自蛮夷的洋人打交道。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国人开始转变了对洋人的偏见和蔑视，不仅在技术层面上开始向西方学习，而且对洋人委以重任，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同治年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了。
读袁伟时所著的《思潮与人物》，这本书中令我震惊的，不是力主改革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是清廷中具有改革取向的大臣们，因为这些人物的史迹我大都熟悉，而是一些当时在华并服务于中国的洋人，他们的历史踪迹对于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是陌生的。这些洋人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来推动现代化。由于这些洋人与中国精英相比，具有两方面的优势──来自现代化发源地的西方和清廷惹不起的列强身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针砭和建议更大胆更直率也更为切中要害。更可贵的是，他们对中国的关注是真诚的，他们向清廷提出的改革建议，在理论高度上和政策实施上都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本土的先知先觉者，即便放在再次改革开放了二十年的今日中国，也没有时过境迁的陈旧感，反而觉得既尊重国情又切中时弊。
看这些西洋人纵论中国改革的言论，体验他们对中国的腐败之痛切，对改革的迟滞之焦灼，比之于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本人有限的阅读而言，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改革主张，实为近代中国之最系统最清晰最明智且符合国情可操作的改革纲领，而且比之国人的改革建言尤深一层。更可贵的是，这些西洋人维护中国利益的立场与他们的力主改革立场同样鲜明。而凡是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现代化的东方国家，不仅大都有一个西化的过程，而且最初的改革无不借重于西洋人的建言，俄国彼得大帝时期的全盘西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日本明治维新的西化和二战后美国化，台湾、香港、南韩也莫不如此。谁信任这些友善的老外，大胆用其知识、智慧和经验，谁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蒋介石在抗战以及内战期间对美国的不信任，起码是他败于中共的原因之一。这些心地纯正的建言之于狱中的我，除了深受感动之外，反而有种苦涩，甚至就是“黑色幽默”式的反讽：百年又一个轮回，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在时间上退回到19世纪晚期，尽管在经济增长的数量上远远超过清末中国，但在社会整体品质的提升上甚至不如百年之前。当时的“太学生请愿”的戊戌变法被慈禧镇压，百年后的“太学生请愿”的八九运动被邓小平镇压，但是二者所造成的生命屠戮却不可同日而语。这，让我想起毛泽东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整人哲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代独裁者，毛泽东在无法无天的暴虐程度上，确实有理由鄙视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甚至有理由嘲笑秦始皇活埋的书生太少，因为在毛的统治下，国人付出的人权代价、生命代价、文化代价以及对知识份子的疯狂整肃，实在是“前无古人”。
两位西洋官员的改革建言
稍微回顾一下中共执政的历史，再看当时的洋人对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会更有触动。任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不仅为官兢兢业业，为清廷贡献了大量关税，化解了朝廷财政匮乏的燃眉之急，代表清廷与英国政府谈判，其立场完全以维护中国利益为准；而且他写出了《局外旁观论》的改革建言，为清廷怎样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为中国的富强而出谋划策。当时，赫德的建言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作的《新议论略》，一起作为两个建议性的文件于1866年（同治5年）二月递交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二人首先指出了虚饰传统和当下腐败，官场、军队和教育诸方面的严重腐败，已经使中国陷于岌岌可危的地步：“种种非是，以至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而这种由普遍腐败所导致的内乱，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改变，其结果要么亡国要么被列强瓜分：“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P144）当时的中国还未陷于八国联军的蹂躏之下，二位西洋人的警告可谓独具慧眼的预见。不幸的是，清廷的保守歂顼，纵容腐败和暴民，导致了后来的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对北京的烧杀抢掠。
二人还特别提出中国应如何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因为处理不好与列强的关系，中国的一切改革便无从谈起。他们说：“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P144）在此基础上，他们劝戒清政府放弃天下之主的虚荣，以平等理智的态度处理国际关系（如果乾隆年间的清廷在最初与西洋人接触时，放下天朝大国只接受万邦来朝进贡的架子，而以平等之态度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和交往，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决不会那么血腥）。他们提出的改革建议是：首先是观念之变革，跳出一治一乱一分一合的循环论，而取西方的进化论。其次是学习西方，借西法以自强，只有如此才能保住主权和强国富民。而且他们还引证站在巨人肩上的西谚来说服国人：“矮人之于长人肩上所见，比远于长人。”（P149）其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他们的诚实在于，并不讳言这些建议也有利于西方诸国：“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无可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然而，正如二人总括改革的受益者时所言：“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P147）这不能不说是实事求是之言。
虽然二人的建议未被朝廷重视，却由此在中国精英阶层掀起一场大论辩，许多人认为这些建议包藏祸心，另一些人觉得切中时弊。无论肯定还是否定，这场辩论对于当时中国的高层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观念地震，其思想启蒙的作用直接影响到手握重权者的决策和一批有识之士，为中国的最初现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如李鸿章在办洋务、处理国际关系上颇得西洋人之文明的教益。他概括洋务运动的八个字，可以说是道出了西洋人建议的精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改革开放”。再如戊戌维新四君子之一的梁启超所言：改革是大势所迫，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何不主动改革，将变革之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达到保国保种保教的目的。而被动改革，就等于把变革之权交于他人之手，其后果难以想象（大意如此）。清末变革的最终失败，就在于清廷拒绝顺应历史潮流的主动改革，拒绝将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而是在被逼无奈之际才进行勉强的应付性改变。
再如严复后来回忆在19世纪八十年代“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言”，赫德指出中国之强盛决不能只求船坚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予建立强大的海军之上，没有社会的整体改革，再强大的海军也无济于事：“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这样明智的建言出现在19世纪，不仅是针对当时的满清独裁所发，对20世纪的共产极权的现代化道路亦是对症下药。前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重蹈覆辙，把现代化建立在船坚炮利之上，为此不惜掏空国库，不惜让人民忍饥挨饿，最后弄得资不抵债，几近全面破产。现在的北朝鲜、伊拉克等独裁国家，仍然不顾人民死活和人类正义，几乎就是倾举国之力提升船坚炮利，可以预见的崩溃不会太远。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为了威慑台湾和抗衡美国的大国外交，似乎正在放弃邓小平的裁军方针和韬光养晦，重新走上高速提升军力的老路。中国的民族主义狂热也为此种尚武战略提供了民意支持，所谓“弱国无外交”的老调再次成为主流声音。这，肯定不是中国现代化之福，如果一意孤行，必将使中国再次遭受灾难。
传教士的思想启蒙
除了这少数身居官位的西洋人的建言之外，当时对中国的民智启蒙之贡献最显着的西洋人，非那些在中国创办的西式学校和报刊的西洋传教士莫属。他们创建的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他们创办的报刊为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奠定了基础。到1899年，这类学校已经增至2000所，学生4万人；由嘉庆二十年中国第一份报纸诞生到咸丰十一年的46年间，全国的八处报馆皆为教会所办；他们翻译的介绍西方知识的书籍占当时此类书刊81%。当时影响最大的两家报纸《万国公报》和《申报》，一为美国人所办，一为英国人所办。
传教士们的这种筚路蓝缕的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中国几十年，办学办报，其宗旨不仅在于传播上帝福音，更在于开启愚昧的民智，以图通过现代化而走向富强。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从1868年创始到1907年停刊，历时四十年，曾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在1881年年初，一连几期征文，五个题目中的首题为：一、如何能富；二、如何能强；三、如何能智；四、如何能善……另四个题目也皆与中国的改革有关。可见其用心良苦。还有李提摩太提出向中国官绅们灌输76条，其中除6条是宗教宣传外，其它的均为中国现代化和走向富强所必须，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几乎囊括了现代化的主要知识领域：政治、法律、经济、工业、交通、社会管理、铁路、电信、轮船、矿山、医学、电学、化学、报馆、图书馆、商业股份、银行、会计以及世界历史知识等。他们还规划了观念启蒙的先后秩序：“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
更深入的是，由于这辈西洋人既有本土文化的根基又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西文化之差异以及各自的利弊体验颇深，通过融入了切身体验的比较研究，他们对中西文化之差异的洞见，远比中国本土之先觉者更清晰更深刻，且能用熟练的中文表达其建议。如：虚妄与真实为中西治学之主要差别，“中之格致虽亦察物，而大抵格之于书。西之格致虽亦读书，而大抵格之于物。中虚而西实，中无凭而西有据。”（P156）其二，中国之思维，记忆有余而开智不足。其三，重古而薄今。同时，他们的诚恳还表现为承认西方人在百年以前也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迷信古人和盲目排外。他们在力劝中国人借鉴西方资源的同时，也警告国人这种借鉴必须在权衡了利弊之后做出，万不可象日本人那样一味盲目模仿西方，而应采取灵活通变之态度：“效西法，善于变通者，亦岂事事尽效夫西人，如日本人之冠西服，衣西衣，竟驱中国而西之乎。”并指出：“今中国欲办一切弊。有利，则当仿而兴之，有弊，则当舍而不学。查东方有日本国，事事摹仿泰西，其一切弊窦，亦有与泰西相若者，中国当留意谨防焉。”（159）特别是他们劝说中国人再不能盲目排外，其用词其语气，可谓苦口婆心，比之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这样的洋人已再难找矣。我也认识一些“老外”，真正了解中国且为中国着想者恐怕很少。世界现代化也是价值观的世俗化，理想主义的道义优先日益没落，而实用主义的利益优先日占上风，甚至一切皆以利益计算为准。此种世俗化既是善待人性，也是现代化的弊端之一，非但正在现代化的华夏之哀，亦是整个世界之悲。加之中国一向就有实用主义的传统，世俗化对当代中国而言，被迫的苦行僧突然变成金钱的暴发户，其心态之畸形必然在道德上为利益至上的拜物教敞开大门。想做世纪末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守道义优先，临专制之威而不屈，处金钱之惑而不动，难极矣！当年的传教士与今天的商人政客相比，二者的重要区别之一，实乃道义优先的理想主义与利益优先的实用主义之别。
西洋人提出的改革纲领
19世纪末在中国的西洋人，在指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后，又提出了建设性的改革方案。他们认为，中国的富强之策大致分为三个方面：1、对外关系；2、经济发展；3、政体改革，这三大问题都是以对传统的放弃或创造性转化为前提的。在对外关系上：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放弃天下第一的虚荣，踏实地谦虚地研究世界并向强大的西方学习，而且这种了解和学习应该是平等的而非傲慢的、全面的而非片面的，超越狭隘的暂时的功利的而非急功近利的。林乐知、狄考文等都认为，学习西方应该是全面的，不能仅止于器用的层面，更应涉及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方式的改革。严复曾回忆在80年代与总税务司赫德的谈话，赫德明确指出只学器用实为只看花而舍枝干根须也，必须从根本上求之。这种整体的观念显然影响了严复关于体用不二、器道为一的文化整体理论，从而使中国人的对外开放的观念超越了“中体西用”的层次。
在经济上：这些西洋人把发展自由贸易、培育市场机制和限制政府经商，视为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关键。所谓富国之策首在通商，正如后来薛福成受到林乐知等洋人的启发，在1891年所言：“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换言之，国强的前提是富民，富民的前提是商业的发展。其次，自由贸易有赖于健全市场的培育，健全市场的培育必须以私营经济为主，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支持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显然，这些洋人已看到了中国之大商业的主要命脉尽握于官府，事事以官办为主，导致效率低下且腐败丛生。西人恭维康明确指出：“至论民间开新之工……须察告官长，准而后行，若私自为之，动加责罚，故百姓不敢自擅。夫如是抑民自主之意，即阻挡诸事之兴，岂能富强哉。”（P614）西方传教士沈毓桂亦说：“追求中国制造各物亦既有年，而率无可以胜于西人之处，此其故何哉？盖由官办而非商办故也。”（P164）日本的富强所走的经济发展之路，亦曾经历了先官办工商后改为民办的过程，把官办或半官半民之经济实体卖给民间，三菱等大公司就是那时发展起来的。一个善待人民的政府，必须是不与民争利且为民牟利提供制度保障的政府：“即如造轮船，开铁路，民力所能为者，听其好自为之，朝廷不禁也。倘使民间资本不敷，发国币助之耳。”（P163）而那种“独享其乐，独专其利”的政府，乃“美国家不为也。”这些关于官与民在经济中的角色之分，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政府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而且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否再上台阶的首要问题。
再次，西人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经济方面的知识和理论。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曾力荐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并介绍了分工、资产、地租、利润、利息、工价、经济周期特别是投资理论。他们特别关注投资效益。同时，他们认为，发展经济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大量吸收和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他们认为能否有效地利用外资与引进技术，是一个追求现代化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可以说，这些经济上的建设性提案正中中国之弊端。而这些善良有益、可以挽救大清危机的建议却被搁置，终大清国崩溃，亦未实施或歪曲地实施。以至于现在的中国仍然在做着一百多年前就应该做的事，而且现在仍然是在歪曲地做，并没有做好。
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也是西洋人关注的重要方面。他们认为，政治体制不变革，引进再多的器物亦无所作为。因而，他们几乎介绍了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所有方面，特别是现代政治制度之主权在民、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价值观。林乐知说：“按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中，最先紧要不拔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设也。推缘其故，缘均是人也……或为君或为臣，耳目手足无所加焉；降而至于小民，耳目手足无所损焉。因恍然于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众民之权，汇而集之于一人以为一国之君，此即公举国王之义所由起也，而辅佐之官亦同此义矣。”（P172）“以民议政，无政不洽舆情；以国属民，无民不心爱国。”他们也介绍了西方的平等观：“以公器付之公理，名曰民主，明其非一人之私国，乃兆民之公国也。意谓均是人也，资禀虽有智愚贤否之不同，而降衷维皇，履地载天，初无二致，尔我之别、畛域之分，乡党自我者为之，彼巷之主何尝歧视耶！”
现代的权利观念也是介绍的重点。他们在介绍了权利观念的一般理论之后，还特别指出了财产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通信自由等权利在社会中的实施，以及隐私权、人身权等等。他们大声疾呼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权利，给予国民以平等对待：“要其扼要以图之处，不过曰：略释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权而已。”甚至其呼吁几近于凄凉：“呜呼！名之曰人，固皆有自主之理者也。今削其自主，使不能全乎其为人，直较诸阉割人势，而又过去。盖阉人之苦，不过体相不具，华人之苦，甚至心力不全也。心力不全，断不能成一事，创一物，又何怪嘟羸孱弱，日渐不支，至于几同绝望乎！”（P194-195）马建忠于1877年首次介绍了“人人有自主之权”，指出西方各国，人莫不有自主权，而中国则人毫无自主权。在中国，“事事皆遵朝廷之命令，官司之法度，其于安分守己讵不谓然，然而动静相交之际，则所干碍者大矣。”（P177）
更可贵的是，他们没有停留于一般的民主理论的泛泛而谈，而是详细地介绍了自由民主原则的具体实施──宪政与三权分立。林乐知说：“然即其中之最要者言之，不过分行权柄而已……约举其目盖有三焉：一曰行政，二曰掌律，三曰议法。”并且着重强调了法治原则：“国有律共遵而守之，匪特守之，而且共鉴之，勿使一人废法。”“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获保于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于律以犯分。”并且介绍了西方的文官录用制度和司法独立，主张废除株连和酷刑。同时明确指出国家之职能主要是保护公民权利和为经济发展服务。
在思维方式的改革上，西洋人力主割除“一切皆按旧制和祖宗成法办事”的僵化思维方式，而建立以发展和创新为主的思维方式；破除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狂妄人格，而充分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尊重每个人的独特的经验和知识，所谓“一己之智慧有限，”“一己有一己之见，众人自有众人之知”，“即夫妇之愚亦可与知与能……圣人之知亦有不知不能。”（P180）同时，应该在模糊的直觉性思维方式中引进清晰的逻辑思维，在只重故纸堆考证的方法之外引进重视实际经验和科学试验的实证主义方法。而且提倡让女人读书求学。
最让我感动的是，关于改革的方式和进度，这些西人完全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主张渐进式改革：“行之太骤人将有议其非者，必也从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既不骇人听闻，复可新人之耳目，斯为善变之法矣。”“盖天下事操之以急则难，受之以渐则易。”（P178-179）甚至在甲午战败之后，在中国人都要求激进的改革之时，这些洋人仍然力荐渐进改革：“至若变法而不便于民，尤不可操切以图，致酿他故，而反让蹈常习故者流，借口于决不可变之谬说，遂类于因噎废食也。”（P179）
他们还比较了日本道路和印度道路的异同利弊，以便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最切近的经验和教训。这些西洋人之智慧之廉洁之可爱，远甚于国人，特别是远甚于当时主张改革的开明官僚们。可以说，这些观点远远超过维新一代的中国改革者，放在今天亦不失为真知灼见。
当然，这些西洋人具有强大故国的背景和相对超然的地位，使之敢于秉公直言而国人的恐惧心理，这实在是当时中国之大幸。遗憾的是，执政者整体的短视和自私，知识精英的懦弱和愚昧，使如此宝贵的思想资源付之东流。
【北京之春】2002年8月号（第111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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