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身在南方老家的丁子霖先生和蒋培坤先生，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刘荻案”和“新青年学会案”的最新情况。今天下午，我与二位先生又通了电话。他们夫妇从收音机中知道了湖北作家杜导斌先生被捕的消息，听到大陆知识界公开关注杜导斌案的报道，就赶紧打电话给我，想让我代二位先生在开放式的的公开信上签名。
可惜，我是夜猫子，晚上写作，上午睡觉，没有接到丁、蒋二先生的电话。二位先生着急，又把电话打给了余杰，让他通知我。余杰也打不通我的电话，就给四川的王怡打电话，告知丁、蒋二位先生的意愿。直到下午起床再次通电话，二位先生对我的晚起稍有埋怨，我也向二位先生道歉。之后，二位就谈起了杜导斌案，向我详细询问了导斌的情况，还问起“新青年学会”案的二审情况，以及刘荻案的最新进展，希望这些年轻人和其他人能够免于牢狱之灾，希望通过越来越扩展民间抗议，尽快结束这个反人权反自由的制度。
为此，丁、蒋二位先生向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表示敬意。
凡是关注中国的六四惨案和人权现状的人，大都会知道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以丁子霖先生为代表六四难属群体。她们的骨肉至亲惨死于中共的屠杀中，孩子们倒在血泊中，母亲们却在恐怖政治的高压下站起来，而且，她们是在倒下就不允许再站起来的地方，流着泪站起来的。十四年来，为了见证历史、伸张正义，这群母亲进行着坚韧顽强而又卓有成效的抗争。
投身于八九运动的王丹们把自己称为“六四一代”，八九后成人的余杰们把自己称为“六四的孩子”。我想，比余杰年龄稍大的任不寐、余世存们，与余杰、王怡、杨支柱、陈永苗等属于同一代的杨子立、杜导斌、罗永忠们，以及小于他们的刘荻们，都会不拒绝“六四的孩子”这一称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六四是他们共同的“成年礼”。在恐怖政治仍然横行的恶劣环境下，这种公开宣称自己是“六四的孩子”的“成年礼”，对于觉醒了的有良知有学识的年轻一代来说，既意味着观念的觉醒，也意味着对道义风险的自觉承担，更意味着六四薪火的代代相传。
丁、蒋二位先生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些年轻人，不仅是因为二位先生的儿子殉难时只有17岁，更在于他们多年来投身于中国人权事业的亲历，他们太知道：敢于公开站出来的难属群体，是怎样由一个人逐步扩大到一百五十多人，知道来自难属群体之外的任何一次公开声援、一笔人道捐款、甚至一句私下的同情，对于这群失去亲人的母亲来说，该是多大的激励和安慰。我曾亲眼见到：丁子霖先生读了余杰的“我是六四的孩子”的自白时，是怎样控制不住地流下热泪。
关注基本人权和反抗独裁权力，太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和相互声援，形成一种相互激励、相互安慰的民间维权格局。正如丁老师对我说过的那样：无尽头的噩梦，让越来越多的母亲们懂得了一个常识——保卫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保卫我自己的人权。任何一个人的人权受到强权的侵犯，都是对每一个人的侵犯。保卫人权与所有人相关。如果自由是天赋人权，那么保卫人权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赋责任。
对中国的人权事业来说，集体责任是不存在的，因而谈论它是无意义的，正如自由只是个体的，责任也只能由个体承担。天安门母亲就是一个个具体的母亲，杜导斌为声援刘荻而两次发起的网上签名运动，也是一个个具体的国人；此次为杜导斌鸣冤的仍然是一个个具体的国人。这是一种责任，每个人的道义责任，逐渐增多的个体的自觉担当，就会形成壮观的民间维权洪流！使中共政权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日益加大的道义压力！
如果说，自由制度的真谛在于：个人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那么，在无自由的制度环境中，每个人为争取自由而反抗暴政的点滴积累和汇集，就是每个国人走向自由的真正希望之所在。
最后，丁老师在电话中说：“当年，我没能陪儿子去死，令我的后半生陷于无法挽回的愧疚之中；今天，愿意陪刘荻坐牢的杜导斌真的被关进黑牢，我也愿意陪杜导斌、刘荻、杨子立坐牢。”
2003年11月4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3.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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