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包遵信先生走了。死亡之于他，是个长达三年的过程。
二○○四年二月十一日，包先生的脑溢血第一次发作，昏倒在家中，知觉全无。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喉管被切开，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已经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活过来，变成植物人的比例也极高。
但小老包的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他不但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之外，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他，他脸上的笑容灿烂依然，说话的语速没有什么变化，居然还记得他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他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不让我错过那次聚会。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他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他高声说话，纱布就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开，有时，甚至会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还能这样活着，且活得乐观。
包先生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喜欢和朋友畅饮；他嗜烟，却从不挑剔，不讲究牌子和档次。对我的不喝酒，他经常在饭桌上表示不满。有时，他会冲着我大声说：“不陪我喝酒，还算朋友？”有时，他会鄙视地说：“不喝酒，还算男人吗？”有时，他会沮丧地叹气：“跟他一起吃饭，什么都好，就是他不喝酒，这饭吃的真没劲，没劲，没劲！”但那次大病后，他必须戒烟戒酒，这对他是好事。师母也曾给我的妻子刘霞布置任务，在饭桌上帮她看着“包包”，决不让他喝酒抽烟。但彻底告别长期为伴的烟酒，也是苦事，特别是在朋友聚餐时，他更是屡屡叫苦：“没劲，没劲。”
记得，他回家后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他让刘霞给他倒了一小盅，放在面前，别人碰杯时，他也举杯，但忍住不喝，只是放在鼻孔下闻闻。别人抽烟时，他也拿一支在手中。后来，他的身体逐渐恢复，时间一长，嘴馋难耐，记吃不记打的旧病复发，在饭桌上反复苦求烟酒。
二○○七年九月三日，他又被脑血栓击倒，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我和妻子、李红、冠三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精神不错，谈锋也健，只是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但他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以至于他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他出院，他就不上床，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他的强脾气，只好在十月二十二日接他回家。没想到，他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十月二十三日早六点多，他又是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后，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二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尽管如此，师母还是作了开颅的决定，但奇迹没有第二次出现。手术从下午三点到晚八点，他一直毫无知觉，开颅手术都没有麻醉。手术后，他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药物维持心跳，医生说，这已经是事实上的死亡。就这样，也仅仅维持到十月二十八日晚六点，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以前，我自以为与包先生很近、很近，甚至把他当作亲人，但在他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过他。我站在他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他，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曾经那么熟悉的老包。我伸手，第一次颤抖着抚摸他的双脚和双手；我俯下身，第一次与他脸贴脸，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前，试图感受他最后时刻的心跳。他已经没有热度，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
尽管如此，我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相信他的皮肤充满活力。
死亡是极限。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亡的恐惧是一场梦，隐晦、朦胧、遥远；死亡的预测，是被变形、被扭曲的形而上学。而当死亡变得清晰、变得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事实。
二
虽然，老包在知识界赫赫有名，但他的朋友们，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他“小老包”。王元化先生这样叫，戴晴女士这样叫，朱学勤也这样叫。老包过世的第二天，戴晴女士就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悼念文章，她写道：“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
老包家养了一条小狗，取名“泡泡”，是老包晚年的“宠儿”，每天都要带“泡泡”散步。有段时间，只要与老包聚餐，他总要提起“泡泡”。某次聚会上，大家聊得高兴，相互开玩笑，刘霞为老包编了一段顺口溜，别的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记得清晰。此后，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大都开始叫他“包包”。这样的称呼，让他笑容灿烂，如同得到玩具的孩子。
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老包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回顾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份的。尽管丛书涉及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引进西方的现代观念；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古老传统的直接批判，又有对四九年之后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新旧传统的激进否定，从《走向未来》丛书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所以，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和第一任主编，完全可以称为我的启蒙者。
最初结识包先生，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衷的公共话题。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著称，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他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为此，我们通过电话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也曾前往他在新源里的家请教和讨论。但在当时，我们仅仅是远距离的相互欣赏，还没有近距离的推心置腹。
在八九运动中，我开始走近老包。在我的记忆中，老包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他就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那几封签名信乃八九运动的前奏。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回国参与八九，前一段时间与老包的直接接触并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只是看到老包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人前往广场，看到老包走在五。一七知识界大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议，我和老包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六月二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老包的名字被列为第一批接替我们四人绝食的三人名单中。八九期间，我不同意老包等人在运动中某些做法（比如，发表《五。一七宣言》，把矛头直指邓小平，我至今还认为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老包也不赞成我的某些做法，但共同的理想和激情还是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
六四后，老包作为“六四黑手”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被关进秦城监狱，原住房被收回，最后被控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五年。老包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保外就医，出狱后被列为“敌对分子”，受到当局的常年监控和骚扰。八十年代，来老包家拜访的知识界人士络绎不绝；九十年代，来老包家拜访的体制内知识人越来越少，而体制外异见人士越来越多。老包出狱后，很快就再次投身到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抗争中。为六四正名，为政治犯呼吁，为反腐败建言，为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老包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在此期间，我和老包的合作日益频繁，共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在九十年代中期民间的签名信高潮中，老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起草过某些签名信文本，对其他人起草的文本提出具体建议，而且凭借他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签名。进入新世纪以来，老包也加入到民间的言论维权行列中，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虽然，二○○四年的重病使他的民间活动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他仍然义不容辞地参与。直到二○○七年八月，他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三
二○○○年，我出狱不到一年，老包来找我，一脸真诚，要我为他的文集作序。我顿感诚惶诚恐。因为，论治学资历，我是晚辈；论对中国的思想启蒙的贡献，我应该尊他为先生。晚辈为长辈、学生为先生作序，实在是一种僭越。但老包坚持要我写，我也就只能从命。阅读这本横跨六四前后的文集，更能体会出老包走上与中共体制彻底决裂的必然性。文集中，有对明清思潮的反省，有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有与新儒家的论战，更有对自由民主宪政的执着，其主题直指中国绵绵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儒学制度化，制度伦理化和暴力化。虽然，头上辫子早就没有了，但奴化的辫子还拖着。
老包所坚守的信念，非但没有因“六四”悲剧以及他个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和明晰。如果说，老包在八十年代的文字，还主要是借直接批判传统来间接批判四九年后的一党专制乃至个人独裁的共产主义制度；那么，六四以后的文字则是直指现存一党专制，并通过对中共的夺权史和执政史的梳理和分析，揭示中共骨子里的专制主义和犬儒化的功利主义。老包说：“中国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对世界文明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说就是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正是这种清醒而执着的信念，使老包能够对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狂潮保持难得的警惕：“历史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有种说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一直闹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自信？自大？还是自狂？不论它属于哪一种，都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从一九八四年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期间还经历铭心刻骨的“六四”血案。现在，当我重新翻开家里珍藏的《走向未来》丛书，看着当年读书时划下的笔迹，再看看那庞大的编委会名单，几乎所有人六四后的处境都优越于老包，其中的许多人仍然在权贵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呼风唤雨，特别是那些随官方主旋律和世俗潮流而变的知识人，再次成为金钱时代的弄潮儿了。而惟独老包，这个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名字，在八九运动中作为知识界的重要象征的名字，却于六四后消失在公共舞台上，他变成了寡头专制下的异类，在他曾经熟悉的文化界变成了真正的边缘人。在物质生活上，他无工作、无固定的收入、无社会保障；在社会活动中，他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文字，不能在公共论坛上发表演讲，也不能出国；每到官方定义的敏感时刻，他总是受到专政机关的非法监控……。但是这种“悲惨”处境，对老包本人来说未必就有多么不幸，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夹着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独立、尊严和良知。在这个腐烂得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的享乐时代，我为老包庆幸，其处境使他成为极少数拒绝同流合污者之一。
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无耻而残忍的制度，身处一个健忘而麻木的民族，想做一个诚实的人、有尊严的人，进而以高贵的人性自我期许，那么，除了叛逆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总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不为自由、尊严和高贵的人性付代价，就要为奴役、乞求和猥琐的病态人性付代价。老包选择了前者，那么他所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
老包走了。受包师母委托，为老包筹备葬礼。整个过程中，我不时想起美国诗人金斯堡的诗句：这是终结，也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老包走了，他的亡灵赢得民间的尊重，却让现政权恐惧。
老包走了，带着未竟的启蒙业，留下不死的自由魂。
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文集】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