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章诒和女士的《顺长江，水流残月》（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6月版，以下简称《顺长江》）和《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无祭》），不能不让我再次震惊于毛泽东的霸道、流氓、阴险与残酷。与此同时，把章诒和笔下的记录与我读过其他反右书籍相对照，也让我再次震惊于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突降时的惊惶失措，特别是那些有地位有威严的社会名流们，在毛泽东突然变脸之后的自相残杀和尊严扫地。毛泽东的流氓、阴险和残酷固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知识人本身的丧失起码做人底线的作为，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并决定反右之后，毛却密令各级党组织加大动员鸣放的力度，让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充分表演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甚至在反右正式开始的前两天的6月6日，章伯均还在兴致勃勃地召集六大教授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会，讨论高等院校的学潮和教育体制问题，为平息学潮而出谋划策。但6月8日，风云突变，一场疾风暴雨百花残的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
毛一声令下，中共各级组织和民主党派闻风而动。中共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特别是章伯钧所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连续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以章、罗为首的右派反党联盟。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召开第十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仅民盟一个组织里，中央一级大右派就有61名，被毛泽东钦定的章伯钧和罗隆基成了头号、二号大右派。即便像黄炎培这样备受毛泽东关照的座上宾，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定为右派。
我对《顺长江》中记录的大小会议做过统计，从1957年6月9日到1958年4月11日，统战部与民主党派共召开过大小会议64次，其中，章伯均、罗隆基所在的民盟开会次数最多，仅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就有23次。每一次会议的参与者，大都是6月8日前参加鸣放、帮党整风的名流们。6月8日后，这些人分成截然对立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揭发批判者，占大多数；一部分是被批判者，占少数。作为大右派的章、罗等人，不得不面对一次次口诛笔伐，两人参加会议的全部意义只有一个，认罪再认罪，检讨再检讨，悔过再悔过。
民主党派内的自我整肃结束后，心满意足的毛泽东才露面。1958年1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已经变成烂泥的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悉数到场，他们参加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表达对毛及中共的忠诚。会议最后，照例是毛的总结发言，他对民主党派作了五点指示，并给章、罗等大右派保留了某些职务和物质待遇，以示其宽宏大量。但是，整肃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共又在大搞“交心”运动，逼迫民主党派必须人人过关。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残忍之处：斯大林以消灭反对派的肉体为目标，而毛泽东不仅要消灭肉体，更要改造人的灵魂，也就是对被整肃者进行人格羞辱和尊严践踏。
1958年2月27日，各民主党派共同作出进一步整风的决定；3月2日，民盟中央会议推出一份《自我改造决心书》，以号召全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向党交心，103位民盟大腕在“决心书”上签名。最为惊心动魄的“交心”在3月16日登场，堪称反右运动中中国各界名流集体表演的最华丽最宏大的“效忠秀”：在中共统战部的组织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名流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召开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并举行了效忠毛泽东的大游行。与此同时，许多积极要求加入中共的民主党派大人物被婉拒后，居然满心愧痛。
接着，全国政协给章、罗等五十多名大右派弄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中学习改造，其他民主党派的名流们则参加转变立场的整风运动，分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梳辫子（自我检查）和向党交心四个阶段。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每个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党交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交心运动中，无论左右都要交心。在章、罗等五十多名大右派的学习改造中，“他们一共交出8840条。平均每人170条。交代最多有黄绍竑、顾执中，一人300条以上。中等的有罗隆基、储安平，一人200多条。父亲交代最少，30条。”在参加整风运动的人中，“左派里，交心最少的是吴晗，8条。交心最多的是邓初民，206条。右派里，交心最少的是曾招抡51条。交心最多的是费孝通，282条”特别是那些积极向上爬的左派们，主动要求自我检查，带头的是胡愈之、史良、吴晗、千家驹等（《顺长江》P85－86）。
统战部在评价“交心运动”时总结说：“各民主党派在交心运动中，贴了大量的大字报，通过自我揭发和相互揭发，深刻地揭露了中间派同社会主义相矛盾的阴暗的一面，大量地暴露了中间派不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行。各民主党派在一般整风中，又对成员在交心中揭露出各种问题，作了分类排队，进行‘梳辫子’，大辩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成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根本问题上，进一步划清界限，提高认识。总起来说，交心运动是民主党派成员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的一次总暴露，当然，从他们交出的问题看，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基本上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这正是他们在右派进攻中向右摇摆、同情、附和右派反动言论的阶级根源。”（《无祭》P177－178）
在毛的突然变脸面前，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瞬间瓦解，太多的自贬检讨，太多的口诛笔伐，太多的落井下石，太多的效忠表态，曾经亢奋异常的名流们旋即变成一滩烂泥。甚至于，像沈钧儒这样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在所有会议上公开表示效忠，而且他为了提醒自己不再犯错误，居然在衣袋里放一纸条，上书：“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顺长江》P89）怪不得章伯钧发出“都下跪去了。”的慨叹。其实，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名流中，又有几个人没有“下跪”呢！区别只在于表态的早晚、积极与消极。正如章诒和所言：“如果章伯钧不是右派，他也得签名，也得游行。”（P84）是的，在全国共讨之的舆论狂潮面前，在人人过关的威逼面前，虽然名流们的交代未必是出于真心，但被迫的下跪也是下跪，跪一次和跪N次并无实质性区别。
曾几何时，在章诒和眼中的父亲总是生气勃勃的，有野心、有能力、有人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投身政治，见过大世面，经过大风浪，不惧大危险，在挫折面前从不消沉。更重要的是，章伯均早年加入过中共，后来脱党变成民主人士中的著名左派，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错。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章与周恩来的来往很频繁。抗战后期，国共冲突加剧，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名存实亡。在国共之间斡旋的主要是美国人和民主党派。为了调节国共冲突，敦促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参政会，民主党派的六位代表于1944年7月1日前往延安，章伯均就是其中的一员（其他有黄炎培、傅斯年等人），中共当时对章的评价是：“数年来，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不屈不挠，可谓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分子。”（《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闻黎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P340）1949年后，五十年代前期的章伯钧也得到中共支持，在政坛上也足够风光，既是交通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又是民盟第一副主席、农工党主席。
但章诒和说：一九五七年的春与夏，“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由天入地的坠落。”（《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鸣放、整风时期，章伯均陷入重头收拾旧山河的幻觉中，飘飘然如在天上。他“八方游说，四处煽风，搞思想发动，搞组织发展。”真可谓精神百倍、全面出击。但自从章伯钧变成头号右派后，“面对时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给自己留下的阴影，父亲仍然缺少心理准备，同一个世道啊！国民党打击他多少次了，通缉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这样。”（《顺长江》P87）在《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的访谈中，章诒和也谈到了父亲的变化：“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
《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的章伯钧，不仅消沉、沮丧，且心中无底、惶惶不可终日。民盟的揭发批判会开完了，他居然还要请民盟的老同事来家里给他提意见。他和妻子商量好一个请到家里来提意见的名单。邀请发出后，章一直在忐忑中等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民盟的周新民、楚图南、郭则沉、萨空了等人来了。据章诒和回忆：来的人“个个呆坐着，呆到连眼珠都不转一下，好似庙里无言对坐的泥塑菩萨。”冷场了好半天，才有萨空了的讲话，提的意见全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其他人也是敷衍了事，附和一下萨空了。无非是说他因最被中共信任而骄傲了，不严肃了，个人主义了，在民盟内与罗隆基勾心斗角。还有就是爱逛旧书店，爱玩古董，玩物丧志了。
等这些来敷衍一下的人们走后，章诒和发现：“茶几上摆放的玻璃茶杯里的茶水，几乎都是纹丝未动：满满的，亮亮的，绿绿的。”昔日同事的冷淡让“父亲苦闷而沮丧，目光散散的。其实，父亲真的是想听取意见，内心隐藏着被理解的渴望，但民盟的这些老友什么也没给他。他感受到的是敷衍、搪塞、疏远和冷漠。父亲太可怜了。”
章伯钧送走了民盟的人，他还是惶恐，希望“请这个历史学家分析分析我现在的问题。”于是想起了老朋友翦伯赞。他打电话请翦伯赞，翦答应来。章诒和说：“一有电话铃响，父亲就竖起耳朵听，听听是不是翦家打来的。隔了两、三天的样子，翦家的电话来了，说是当日下午来看章先生。父亲按捺不住兴奋！内心积攒了无数的话，无数个问。他自己要问个彻底，也要翦伯赞说个明白。”“翦伯赞下午没有来。父亲坐不住了，东张西望，来回转悠。后翦家打来电话，说：晚上才能来。”
翦伯赞终于来了。翦到底是跟随周恩来多年的中共老党员，对毛泽东的心思了如指掌，一语道破了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原因：1949年后的毛、章关系，不再是平起平坐的盟友，而是君臣了。章伯钧却看不透这种变化，居然还要与老毛平起平坐。
毛泽东煽风点火之后，悠然地作壁上观，看着社会名流们进行自相厮杀了。其中，有些名流是坚决拥护中共的左派知识分子，在鸣放时的言论也平淡无奇，反右开始时批判别人的言论却尖锐激烈，但最后也难逃那顶右派帽子，像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等人皆如此。
在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时，民主党派和知识人团结一致地宣泄不满，而压力一来，便纷纷反戈一击，矛头所向不再是执政党，而是自己的同类。受迫害者不仅被全社会当作敌人口诛笔伐，而且他们之间也进行疯狂的相互攻击，落井下石成为力求自保的社会名流们的惯用手法，有太多的所谓“罪证”都是几个人、甚至两个人之间的私人谈话，被某人揭发出来，就成了罪证，很多右派的帽子是知识人扣在知识人头上的。这些落井下石的自相残杀，尽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出于自保的本能，但带来的结果却是一样的残酷。
比如，在中共为章伯钧定罪的证据中，有一条是孙大光在1957年7月9日《人民日报》上的揭发。孙大光时任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助理，他揭发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孙到章的办公室谈话，谈到党的方针时，章伯钧很兴奋地说：“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当时的中共党员为九百万），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无祭》P193）
荒谬的是，1980年为右派平反时，作为反右运动的主要执行者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是必要的，而只承认“扩大化”的错误。邓为了证明他的结论，在给绝大多数大右派平反的同时，就是不给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五人平反。在不给章伯钧平反的几项根据中，也有孙大光提供的“罪证”。
反右运动的中共祸魁，第一是发动者毛泽东，第二是具体策划者和执行者邓小平，第三是其他大小官员。但在民主党派的右派运动中，从揭发批判到组织处理的每个具体环节，都是由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具体操作的，没有这些名流们的步步紧跟、热烈拥护、主动配合，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决不会如此完满！一个民主党派如此，全国性的反右亦如此。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自问：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互揭发、背后告密和打小报告，没有借诬陷他人来洗刷自己，没有借批判他人来证明自己的效忠，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敌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许就会有另一番景观。
沙叶新先生曾经对“党文化”做过系列批判，其中之一名为《检讨文化》。沙先生指出，检讨和表态是中国千年帝制文化最丑陋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把这种丑陋的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帝王，不是喜欢制造文字狱的康熙、乾隆，而是毛泽东。清代的康熙皇帝制造过多起文字狱，其中的钱名世案，有385名官员表态声讨钱名世。但翻看那些官员们的批判和表态，多少还顾及一点点士大夫的颜面，写得并不那么露骨。但清朝所有皇帝制造的最大规模文字狱与中共执政后制造的最小规模的文字狱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帝制时代的名流们的落井下石与毛时代的名流们的落井下石相比，已经不是小巫大巫的差别，而是九牛一毛的悬殊了。
全民动员的大批判，必然伴随着大检讨和大表态，从40年代的延安整风到世纪末的镇压法轮功，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就是在由独裁者发动一次次大批判大检讨大表态中度过的，而且有太多人的检讨却成为其罪证的自供，再掏心再自残的表态也救不了自己，而只能造成精神残废。发动者从来就是有阴谋、有组织、有计划的，而被整肃者往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成为众矢之，一下子就乱了方寸，免不了窘态百出。比如，反右斗争已经开始，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仍然处在鸣放状态中，继续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揭露官僚主义的弊端。而等到他们看清了局势，一切皆为时已晚，他们在鸣放中的言论，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充足的罪证。陷于这样的阴谋中的人们，怎么可能不完全乱了方寸。能够在这样的阴谋中一丝不乱、坚定不移的人，方为罕见之俊杰，甚至比在战争中陷于敌人埋伏而能保持镇静自若的指挥官更杰出。
现在，我们仰慕年轻的林昭在反右中的宁死不屈，但在极端恐怖和全民动员的年代，林昭式的刚烈和风骨类似生命的奇迹。无论是那时还是今天，要求出现很多个林昭，既不现实又强人所难，但是，即便不能像她那样公开反抗，做到起码不诬陷他人，也不算是对人性的太高要求。但在毛泽东对知识界的历次整肃中，名流们总是用最龌龊的手段进行相互陷害。想想“反胡风”运动的情景吧，几乎所有著名知识分子全部发言，包括那些在后人的印象中有良知的名流，如巴金、赵丹、夏衍、曹禺、侯外庐、郭小川等等等等……而今天仍然被尊称为“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几乎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对其同志的整肃，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
毛泽东这个绝对独裁者，他总是给臣子们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做我的廷杖打别人，要么做我的敌人被别人廷杖。结果是，受害者必须紧跟加害者，受害者必须向加害者感恩戴德。
今天，有人仍然自我辩护说：当年投身毛泽东的革命，完全是出于纯洁的理想主义而没有丝毫功利主义动机，然而，我决不相信这样的辩护。就人性而言，大公无私是神话，毛时代的为革命大公无私是欺骗。事实上，在毛时代，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不择手段地向领袖输诚和争取政治进步，只要得到领袖的赏识和在政治上得到肯定，其他的利益便随之而来。可以高升，可以出名、可以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顺便也可以享受到超出普通人的物质待遇。“无私”方能有“大私”，才是毛时代的利益激励机制。
毛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金钱竞赛而是革命竞赛，不是比谁有更多的金钱，而是比谁更革命更坚定更无私。而毛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所以，毛式革命就要展开两方面的竞赛：一方面，是对独裁者的效忠竞赛、献媚竞赛、崇拜竞赛，另一方面，是对独裁者钦定的敌人的无情竞赛、残酷竞赛、凶狠竞赛。这种竞赛又必然是不择手段竞赛、落井下石竞赛、六亲不认竞赛。
这种极权制度下的整人竞赛，是席卷整个国家的人吃人竞赛，把每个普通人都变成刽子手。它让人性普遍地变成兽性，让每个人不把人当人，而当作权力的工具、当作六亲不认的野兽。极权者对人性的践踏以被统治者的自贱为前提，不把别人当人的前提，必须先不把自己当人，只有首先不把自己当人，才能彻底地不把别人当人。于是，每个人的生活都堕落为苟活，每双手都不干净。想想看，假如有百分之十参与鸣放的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落井下石，反右的结局还有那么惨不忍睹吗？再假如，即便公开会议上的鸣放是逃不脱的“罪证”，那么私下的朋友聊天不被大量向组织揭露，起码可以大面积地缩小迫害的范围。
但是，读反右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大会上做检讨，自我虐待，自己往自己的心中扎刀子，我没有任何事后明白的优越感，反而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2008年1月3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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