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让世界及时了解中国——访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先生

近年来,设立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名字频频在报端出现,其创办人和主持者是来自湖南邵阳的刚过而立之年的卢四清。去年年底,在英文《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关于这个信息中心的报导中,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后中共若要清算在香港的民运活动人士,那么其中“最容易被整肃者”就是卢四清。在离开七一大约还有两个月的日子里,记者通过电话、传真和电脑网络采访了这位略带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九九六年,对外发稿一百零二篇

亚:在一些中文报刊中,包括本刊“海内外民运简讯”的栏目,现在采用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内容日益增多。您是这一中心的主持者,我想请您介绍一下信息中心的成立过程和现在的运作情况。

卢:一九九三年底,我在香港创建了这个信息中心,向当局注了册。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只是想利用香港中文资料极多的优势,从报纸杂志上收集一些专题信息资料给国内处于闭塞状态的民运人士。那时主要是通过邮寄。到一九九四年,我自己花钱购买了一些二手货的传真机,想办法运送到国内,由朋友们转到几个大城市,由此开始了双向的信息交流。由于我们主要是做大陆的工作,没有以我们信息中心的名义对外发布消息,我们只是把了解到的大陆的人权和民运的消息直接提供给港支联,在美国就是给“中国人权”。我们以“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名义发布新闻大约是在九五年七月开始的,那时正好是北京的金橙被捕,我们得到消息时美国时间是夜里两三点,那边也没有人,所以我们就直接对外发布了消息。从九五年开始我们也主动和新闻界联络,由于有了这样三年的基础,到了去年,也就是一九九六年,我们中心的工作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全年中我们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权和民运的新闻稿共有一百零二篇,全部被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中文报纸采用,其中四十多篇通过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散布到全球各地。到了一九九七年,尤其是邓小平逝世之后,我们发布的新闻被各国通讯社采用的比例更加高了。比如在从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十七日,就有十四篇被美国、英国、法国的主要通讯社采用而发布到世界各地。“美国之音”电台就用了九篇。其中包括鲍彤、李海、高瑜、刘晓波、姚振祥、姚振宪兄弟,徐水良、王丹、冷万宝等人最新的处境和活动情况。

亚:差不多平均每三天就发一篇新闻稿,我知道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请问参与你们中心工作的有多少人?

卢:我们这个中心现在有四五位朋友一起工作,主要是收集整理翻译,我负责与国内的联络和发布新闻稿。我们中心的成员全部是业余时间进行工作的,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都有自己的网络和联络点。前几天日本《东京新闻》记者请我吃饭,问我的私人秘书是谁,我不禁笑了起来。也许每星期在各个大报上都可以见到我们中心的名字,所以许多传媒都误以为我们是一个拥有多少专职人员的大机构。

亚: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有这样的感受,觉得你们信息中心发布的有关国内的消息比较迅速。您是怎样及时了解到国内民运活动的消息并且将它传递出来的?

卢:香港就在大陆的门口,地理上比较方便,也没有欧美等地方还有时间差。不过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同大陆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及其家属有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而且一直保持有不间断的联络。今年五月二十日是魏京生四十六周岁生日,我用电脑制作了一个带有他的头像的非常精美的生日卡片,在四月初给魏京生的妹妹魏晓玲寄去,她也收到了。也许是因为我们为大陆的朋友们作了一些实际的事情,而且又比较有效率,所以得到了他们的信赖。我们在发布了关于大陆难友的新闻之后,总是尽快把新闻稿和见报的资料及时反馈给涉及到的大陆朋友和家属,这样,对监狱外面的人来说,可以让他们相信海外有很多人在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对在监狱内的人来说,可以通过家属的探望时候的转告,鼓舞和安慰他们好好生存下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陆朋友一遇到什么事情就会主动找我们中心。他们主动找我们中心透露消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操作方便,我的传呼机是中港联网的,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当地电话call我,我在香港马上就可以收到传呼。前不久北京一个异议人士被当局带走才十分钟,在我的传讯机中就有了这一个信息。

在我们身后,是国内同胞的信赖和支持

亚:国内的朋友这样CALL您,也不要付费,这样说来风险也相对小一些,是吗?

卢:是的。香港电讯在中国内地两百多个城市中都有CALL ME SERVICE,只要利用当地电话,打当地的号码,加上一组号码就可以接通香港特定的电话号码,所以如果有人提着传真机在任何一个有电话线路的地方,就可以把资料传真给我们。也不需要IDD功能。为了节省费用,我还经常利用周末专程到香港与大陆的边境地区去打电话给国内许多地区询问最新的情况,那里的电话费只有香港市内打往内地电话费的十分之一。

亚:从双向信息交流的角度来看,海外的资讯要到达国内比较困难,你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国内民众及时了解到国外的社会政治信息的?

卢:刚才说的电讯传播是一种很迅速的方法,此外,还有运输的方式。我在深圳的时候对于中港之间的货物运输、文件传递及海关报关途径就比较熟悉。现在在香港与广东之间每天来往的车子就有十几万辆,很多东西在走私,包括水果。水路的走私就更加多了。每年还有十万人蛇偷渡到香港来。只要花钱,运送一些杂志书籍和其他民运资料到国内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曾经花费了三百多港元,运送了近二十公斤的资料到广州。前面说到的二手传真机,我们就是把它放在货柜车内运往国内的,那次运了二十多台。以前王希哲在国内的时候,只要《北京之春》在香港上市,几天后他就可以看到。王丹、王希哲在国内看到的关于六四屠杀的录像带《血路》就是香港运送过去的。王丹说这项工作作的“极好”,王希哲看了录像带之后非常兴奋,马上打电话与我谈感受。(亚:希哲告诉我,他还把这录像带转递给很多朋友看过。)我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情做得挺好的。我们曾经有一次还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缩小复印成三十张A4纸放在信封中平邮给五十多个地方,后来证实全部收到。国内有些地区这两年来《北京之春》一期不缺,在大陆能够形成这样的资料库,也是朋友们努力的结果。

亚:您有没有收到过国内朋友看了《北京之春》之后的反映或者评论?

卢:据我了解,国内大部分活跃的异议人士都看过“北春”,他们写文章的时候也引用过“北春”中的有关材料。曾经有国内的朋友跟我提出这样的要求,说其他杂志可以缺少或者给COPY件,唯有“北春”每个月一定要是原版的。

亚:现在你们信息中心与世界各国的传播媒介(包括中文媒体)建立有怎样的联络关系?

卢:我们信息中心如此高密度地报导为世界所关注的中国人权状况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和遭遇,很自然使得我们得到了世界各国媒体的信赖。世界上最热衷于报导关于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消息的地方,一是香港的传媒,二是驻北京的西方国家的媒体。香港的媒体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有时一天有十几个记者CALL我询问有关消息。驻北京的西方记者与我们也经常打交道,有时为了了解一些背景资料还从北京打电话向我查询。比如有一次法新社的记者打电话问我高瑜的年龄。他们已经把我们中心当做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新闻来源。去年五月十五日,我们中心正式上了国际电脑网络,这样人们知道我们的信息就更加迅速。

随着香港回归日子日益接近,我们这个组织本身也成媒体关注和采访的对象。不久前《亚洲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对我的专访,最近美联社、电视台也对我们中心做了专题新闻报导,还有一些媒体包括香港的各大电视台也已经和我们预约专题采访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你们《北京之春》来采访我们,我们也感到很高兴。

亚:在美国纽约有创办多年的“中国人权”组织,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人权现状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作出了很大努力。请问你们的信息中心与“中国人权组织”有哪些工作上的协调与合作?

卢:我仔细阅读过“中国人权”在一九九六年发布的三十二篇新闻稿。他们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上作了许多令人尊敬的工作。我们曾经与“中国人权”有过一些协作,在一九九五年,中共当局镇压抓人很厉害的时候,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权”提供过许多消息。但是考虑到“中国人权”自身的组织原则,规定“中国人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即不以参与或者改变任何政权为目标,也不卷入政治的党派活动。这一点与我们组织的宗旨似乎有一些区别。比如最近王希哲写了“致广东人民书”,呼吁广东的父老乡亲站出来为赵紫阳的复出仗义执言,我们觉得内容很好,就到图书馆查找地址,再复印文章,装贴信封,前后花费了五天时间,向国内寄发了四百多封信。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权活动。这类事情我们中心是经常做的。同时从事民运与人权两个方面的工作,使得我们的为大众提供的信息内容更其广泛了。实际上这两个内容有时确实也很难区分开来的。当然,我们这样作了以后,很容易被中共当局指责为是利用香港做“颠覆基地”,甚至给我按上一个什么“颠覆国家罪”。考虑到这一点,我想如果与“中国人权”联络太多反而有可能增加他们的麻烦。当然,我们与“中国人权”处于两个不同的时间区域,在发送有关新闻上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我连团员都不是,竞选大学学生会主席

亚:作为信息中心的创办人,您是否可以将您本人的经历(学历和工作经历)向我们的读者作一个介绍?

卢:可以。我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出生在湖南邵阳市。那时父亲、母亲担任共产党的市委领导干部。

亚:冒昧问一下,您的名字“四清”,是不是纪念当时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卢:应该是吧。在我一岁多的时候,“文革”开始,担任市委宣传部长的父亲被打倒,母亲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我就被送到别人家寄养。八岁时,我独自上街看大字报。在小学和中学,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自己办一份报纸,可以不去看那种假话连篇的官方报纸。一九八一年我考入位于河北省石家庄的解放军军械学院(原来的高级军械学校),在三系导弹专业学习。后来总参谋部为了培养驻外武官,从我们学校挑选了两个人,我通过了智力和体能的测验,以优秀成绩名列其中,转到总参情报部接受训练。但是在一九八二年五月,我突然被逮捕,在关押一年之后被开除军籍,送回到湖南邵阳市老家。

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卢:主要是我在军校学习期间不安分守己,写了一些匿名文章,反对所谓的“对越南自卫反击战”,还要求我一直向往的新闻自由,把这些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些活动被监视和查了出来。

亚:您后来又是怎样进入大学读书的?

卢:也许是因为我父亲在共产党内的背景,我回到湖南邵阳,后来进入市建委工作。一九八五年还被评选为市先进工作者,《湖南日报》也报导了我的“事迹”。由于这些原因,我终于通过了“政审”,考入了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城乡建筑与地质勘探系,(亚:是否是原来的中南矿冶学院?)是的,在八五年改名为中南工业大学。我进入大学后认真读书,在两年半时间里读完了大学课程,被免试提前作为硕士研究生,读电脑专业。说实话,我入学之后并没有想要从事什么社会活动,只是因为我入校两个月之后,我们班级的班长辞职,全班同学一致推举我担任班长,我才开始了社会活动。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秀,加上活动能力也强,很快我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

亚:听说您后来在中南工业大学就读时竞选过学生会主席。

卢:在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之前,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特别宽松的时期,我们学校的“小气候”也好,因为校党委书记是一个“老右派”,赞成学生组织竞选。我就在学生的支持下,参与竞选,当上了学校学生会的主席。要知道那时我连得共青团员都不是。当了主席,我负责分管工作最繁重的体育、文娱、生活、宣传这四个部,为改善学生的伙食和住宿条件作了很多实际的事情,还组织了上百次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这样我在学生中的声望很高,一九八八年全校学生投票推选一名优秀学生,我获得了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后来我又当选为学校研究生会的主席。我还担任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信息中心的主任。

八九年四月,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亚:在一九八九年中国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中,湖南也有很大的规模,您当时也曾参与其中?

卢: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那时我正在学德语准备出国。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第二天中午。我在学校食堂门口点响了鞭炮,高呼外出游行。同学们惊奇又兴奋,没想到研究生学生会主席会在此时“揭竿而起”。

亚:记得在当时媒体的报导中,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就是陕西的西安和湖南的长沙两地。

卢:可以说在长沙,这是“文革”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了。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是第一次参加游行,因为我们的学校位于校园区的最末端,一路上有许多学校的学生加入了我们的游行队伍,总数大约有一万名学生。香港电视台曾经把对长沙游行的报导放在北京四二七大游行的新闻前面,可见它的影响和重要性。也许因为在几天前长沙刚刚发生过所谓的“四二二打砸抢”事件,所以这次游行备受关注。

亚:《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也提到过长沙的“打砸抢烧”事件。北京的学生绝食之后,当时有报导说长沙的示威学生要与省委领导对话,后来的结果如何?

卢:五月十七日,我们组织了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大游行,当时学生的游行是人数最多的一次有四十多个学校的学生参加,要求与当局对话。第二天,即五月十八日凌晨,四十几学校的代表在省政府开会,当时有一个决议,一致推选我为湖南省“高自联”主席,并且由我作为学生代表的总发言人,与省委书记及省长对话。对话进行了两三个小时,官方也答应了我们的一些要求,比如我们借用省政府现成的广播室,打开省政府大门,开放一些后勤服务的场地。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求电视台现场直播学生与官方对话的情况,他们没有答应,最后我们全体学生代表退出了谈判,学生也继续绝食。

亚:对不起,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您后来在绝食中自杀是怎样一个情况?

卢:五月十九日是长沙学生绝食示威的第三天,我那时一边绝食,一边要处理高自联的工作。我看到绝食的同学一个个晕倒,心情极其激动。有一个同学,患的是胰腺炎,还参加绝食,生命已经有危险了人们拖他走,他也不走。有一个同学从车子上跌了下来,受了重伤。那天气温也高,几分钟就有人来找我,我自己筋疲力尽,我就割脉企图自杀,晕倒在绝食地方,后来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抢救了八九个小时,醒了过来。当时我想以此来向当局作一个“死谏”,促使政府答应学生的合理要求,让学生结束绝食。后来政府就戒严了,我在医院中住了几天,回到学校。五月二十四日和五月二十八日我又指挥过大游行。在六月八日,在长沙火车站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追悼会,那天是端午节,很多人都去参加很成功,我代表高自联在会上发了言。

亚:六四之后,当局对您施加了哪些迫害?

卢:我因为淋了雨,在六月十日因为急性肺炎而住进了医院,在六四之后的当局追查活动中,学校领导为了保护我,就请医生帮助,医生对公安人员夸大了我的病征和病情,是我在最危险的几个月里一直留在医院治病。加上我的父亲与省公安厅长是以前曾经是同事,所以公安局也只是在我住院的病房看守,防止我外逃,没有把我投进监狱。之后,我又被软禁在单独的房间中,公安人员一个星期中来传讯几次。一九九零年五月,我恢复了自由,随后省里指示学校开除了我的学籍,不给分配工作,送回老家邵阳市。这种处理,在当时对八九民运的参加者来说还是比较轻的。

亚:记得在湖南省高自联领导成员中有一位叫作范中的同学,六四后被当局逮捕关押,他也担任过湖南省“高自联”主席,还有唐伯桥。

卢:我们很熟悉。范中是继我之后的下一届中南工业大学学生会主席,在八九学生示威中担任现场总指挥,也担任过湖南省高自联的主席,现在连我一共有三个人曾经担任过八九民运中的湖南省高校学生自治组织(简称“高自联”)的主席,当时湖南的情况就像北京一样,学生组织也一直有改选。在我自杀后,是范中担任了“高自联”的主席。六四之后被关押了十四个月。后来我在深圳找到工作后就邀他也到深圳闯天下,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沈彤回国事件之后他才逃到国外,现在在加拿大温哥华担任支联会的副主席。唐伯桥早在胡耀邦逝世前就参与学生运动,他对湖南学生运动起过很大的作用,他也在一次改选中担任了湖南省“高自联”的主席。

打工挣钱搞民运,有一种特别的充实感

亚:您是在什么时候来到香港的?

卢:我回到邵阳市之后,到处寻找工作,多次参加过招工和招干的考试,但是都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后来我只好到深圳,在一家台资企业的电脑工厂担任主管,生活才有着落。九三年春,我辞职自己开始做电脑生意,但是我仍然忘记不了在监狱中的难友,就开始收集在监狱中的政治犯的资料。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在邵阳再次被捕,不久,我在到医院看病的时候趁机逃脱,经由深圳偷渡来到香港,在香港获得了政治庇护。来香港之后我一直打工,做过电脑工程师,现在在一家公司作电脑程序设计员。

亚:到了香港,您又是如何想到建立这样一个信息中心的?

卢:说实话,六四之后我一直有一种内疚心理。我虽然失去过一年的自由,被学校开除,但是毕竟没有在监狱受过什么苦。而参与当时活动的工自联的许多普通成员至今还在受苦。您还记得我们湖南的老乡,《浏阳报》的编辑喻东岳这个名字吗?八九年因为在天安门向毛泽东像扔抛鸡蛋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一九九二年六四前夕,他在黑板上写了“平反六四”几个字,被打得精神失常,现在他一见到狱警就下跪,连地下的痰也会去舔,这种故事真使得人心酸。他这个人十五岁就上大学,写得一手好诗,画也不错,八九年去北京之前就作好了被捕坐牢的准备,托朋友照顾在乡下的父母。想到这样一些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过着自由生活的人,牺牲一些时间和金钱,作一些事情,又算得了什么?出逃到外面,不光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总要为国内做点事情。因为我以前做过信息工作,有经验,加上我语言能力比较强,英语口语和书写流利,也懂得德语、日语、俄语,再有我对电脑的硬件、软件都很熟悉,(比如我们中心上电脑网络的HOME PAGE 我花了一个上午就设计好了)。所以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香港的优势建立一个信息中心,不过当时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大规模地向各国新闻界发布新闻。

亚:在这一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比如,在活动经费上,在生活上,您是怎样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的?

卢:我觉得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时间分配不过来。我现在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和周末假日做信息中心的事情。每天工作十四小时,还是做不完。说起经费,我们中心成立到现在,没有接受过任何官方、民间组织或者个人的一分钱的资助。我们到港支联去影印资料也是按照规矩每一张付三角钱。曾经有一些人表示愿意提供资助,说我们可以不要再打工,但是被我一一婉拒绝了。倒不是说不可以接受资助,我主要是想真正保证我们工作的独立性质,好在在这里挣钱也容易。如果我们向香港学联申请资助,他们有四百多万经费,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样,就容易公私分不清,民运受到经济问题造成的困惑太多了。有些人可能对我这样靠自己的能力维持中心的运作表示不好理解,光电话通讯费用就很大。我现在的情况是我太太在医院工作,她的工资用来养家,我自己的一份不算太少的薪水几乎全部用于信息中心的活动上面。我的早餐每天不超过五港元,来到香港四年,我只上过一次电影院。家里的家具大多是从外面拣来的。靠打工挣钱来从事人权民运活动,有一种充实感和自豪感。

亚:那么您太太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卢:我太太以前在国内读书时是长沙大学官方学生会的负责人,八九年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所以对我做这些事情比较支持。由于她打字很快,所以我们信息中心的许多稿件是由她打字的。

亚:再过两个月就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了,这对于您的未来至关重大。不久前香港民主党代表团来到北美,再次表达了不离开香港,要为香港和整个中国的民主前景继续奋斗的决心。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

卢:九三年香港政府给我政治庇护时候就问我去不去美国,我说我愿意留在香港。去年六月又通知我填表去加拿大,我也拒绝了,港府又问我法国去不去。去年八月一位官员问我许多人想走,为什么我却放弃机会?我解释了自己的理由,写下了“保证书”:如果九七之后出了什么事情,我本人无怨无悔。也有人说我很傻,说某明星愿意出大代价移民加拿大,因为有黑社会背景被拒绝,而我自己连得飞机票都不用自己出,还不愿意去。其实人各有志,其他民运人士选择到其他国家读书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都留在香港确实太危险。但是我的选择也有理由,我愿意在这里与大陆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一起承受危险,而且大陆朋友的危险比我要大得多。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将心比心”,这也是我做人的一个原则。我在接触国内民运人士受迫害的材料时候,就觉得我非留香港不可。这里离开大陆最近,国内朋友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就可以及时向全世界呼救。当我阅读国内狱中人士的家属的来信时,我常常会流泪,现在一些难友在监狱中的情况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我想如果我承担一些风险,可以减轻他们的危险,我心甘情愿。

想起难友,我的眼眶常常是湿的

亚:许多朋友对于香港回归之后的“新闻自由”表示担忧。您认为您主持的以中国的民运和人权为主要内容的“信息中心”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

卢:“新闻自由”是香港回归前后的一个很大的题目,香港新闻界早已经出现自我审查的趋势。这从邓小平死后香港媒体对中国新闻报导的取舍和社论的倾向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一点也难怪新闻从业人员。媒体的老板多为商人,他们在大陆有许多利益,没有一个商人愿意失去赚钱的机会而执意去得罪中国官方。对我们中心来说,媒体的这种自我审查肯定会影响对我们发布的消息的采用率。面对这一点,我们在七一以后,在发布新闻稿的时候,应当尽量增加事实的成分,减少宣传用语,我们的中心一定可以存在下去。如果未来特区政府要根据新修订的公安社团条例来取消我们的组织,那么我们也可以依照法律上诉;我们也可会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去注册,避免作为社会团体带来的不便。

亚:说到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去注册,我想这也许更加有助于你们现有事业的发展。就通讯社而言,在中国现在有官方的新华社,半官方的中新社。在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看来,说你们中心现在是一个通讯社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一个小型的民主通讯社。你们作为一个公司,把自己的信息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卖”给人家,收取相应的费用,也是合理的,您不是很早就有一个想法,自己办一个独立的报纸吗?

卢:花费三千来块钱,注册一个公司,这不成问题。我们准备朝您说的那个方向发展,建立一个通讯社,现在暂时没有这个能力,可以一步一步来,先在电脑网络上办一个杂志,建立一个大陆和海外的民运人士资料库,用e-mail收发消息。

亚:在去年十一月《亚洲华尔街日报》关于您的报导中一开始就说到,如果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后中共当局要对迫害香港的民主运动人士的话,你卢四清是最容易对付的一个,您认为自己会不会受到政治迫害?

卢:中共当局一直把我们中心和我本人视为眼中钉,这我早就知道。与港支联、民主党相比,我们的信息中心很小;与司徒华先生、李柱铭先生相比,我卢四清是一个小人物。而且我还注意到,特区政府筹委会最近对香港的永久居留权作了一个解释,说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来港获得批准居留的时间不属于“通常居住”,所以基本法中的“中国人在香港通常居住七年可以成为特区永久居民”的条文对我就不适用,这样,即使我再在香港居住五十年,也无永久居留权,还可以被作为内地居民而随时被遣送回去。如果中共当局以后真的要对在香港的支持中国民运和人权活动的人下手,当然不会先从司徒华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永久居民开始,从我这里开始要简单得多。前几天我在国内的家人还在电话中哭着求我离开香港,因为国安部的人曾经明确对我的家人说,卢四清留在香港没有好下场,这给我的亲属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每一次从“美国之音”中听到我的声音,就多担心一次。我想我在香港的未来确实有危险,但是比起魏京生、陈子明、王丹在北京的危险,比起国内民运人士的危险,我面临的危险算得了什么?十五年前,我曾经在监狱的墙壁上用自己的血抄录过我所敬仰的谭嗣同的一首诗,最后两句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很能表达我现时的心情。

有媒体说,我是香港的一个“政治气球”

亚:这样说来,您已经准备再经历一次中共的牢狱之灾?

卢: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是香港毕竟不是内地,中共也得考虑自己行动的代价。它也有两难的选择:如果听任我和我们的中心像以往一样活动,会担心香港回归之后成为“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其实香港老百姓不想颠覆什么,我们信息中心所作的一切也都不是在“颠覆”,只是向往民主自由);如果把我投入监狱,那么,具有长久民主传统的香港,有支联会这样强大的民运支持团体香港,不会听之任之。我相信我的背后有民众的强大支持,如果中共当局不惜一切这样做,肯定会有一场风波。未来究竟怎样,我无法断言,所以,有的报纸记者说我是判断未来香港局面的一个“政治气球”,也不是没有道理。

亚:您认为在回归之后,香港在推进中国民主化和人权状况进步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海外民运可以怎样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做一些有实际效果的工作?

卢:香港的作用很特殊。在香港,与大陆没有时差,对任何大事件的信息处理可以同步进行。相对说来,香港电视台和报纸是世界上报导中国的人权和民运消息最多的。我们中心提供的新闻去年就有三十多次被电视台引用,一百多条被报纸采用。现在广东官方电视台每天还转播一些香港电视台的节目,有时有删节,今年元旦王希哲的太太苏江打电话来问我播送了什么消息,因为她只看到了我们中心的名字,没有看到下面被删去的关于李海被判处九年徒刑的新闻。但是在广东,有一千五百万人可以不受阻拦地直接收看香港的两大电视台。上海的外资企业很多订阅香港报纸,香港的主要报纸也是中南海的一些人物所阅读的内容。他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世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了解程度。所以我实在舍不得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窗口。我想在七月一日之后,我们一定会很好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作更多的事情。

亚: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海外的朋友们一定也会非常关注你们信息中心和您本人在七月一日之后的安危。我预祝您取得更大的成功,也希望您和您的同事们多多保重。

(亚衣)

【北京之春】1997年6月号-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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